世界为什么如此关注中美元首会晤?******
(近观中国)世界为什么如此关注中美元首会晤?
中新社北京11月15日电 题:世界为什么如此关注中美元首会晤?
——专访中国外交学院院长王帆
中新社记者 黄钰钦 郭金超 张蔚然
当地时间11月14日下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印度尼西亚巴厘岛同美国总统拜登举行会晤。中美分别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最大的发达国家,两国间的互动始终备受国际社会关注。
在会晤中,习近平指出,要推动中美关系重回健康稳定发展轨道,造福两国,惠及世界。拜登则表示,美中关系如何发展,对未来世界走向至关重要。中新社“近观中国”栏目专访中国外交学院院长王帆,解析此次中美元首会晤的世界性意义。
当地时间11月14日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印尼巴厘岛同美国总统拜登举行会晤。来源:新华社中美关系任何微小变动都会深刻影响世界
中新社记者:人们都说,中美关系是当今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不仅关乎两国,也关乎全球和平与发展。如何从中美元首面对面会晤受到的全球高度关注来理解这句话?
王帆:当今世界正处在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以及新冠疫情、乌克兰危机的影响,使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展开。中国是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进入新时代以来,中国的综合国力不断提升。而美国将长期保持具有重大国际影响力的大国地位。中国和美国都是拥有全球影响力的大国,现实的历史背景和两国特殊的国际地位决定了中美关系对于国际社会的重要性。中美关系任何一点微小的变动,都会对世界经济、政治形势产生广泛而深刻的影响。
作为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中美关系正遭遇前所未有的困难。不仅中美两国,亚太地区乃至整个世界都感受到了与日俱增的巨大压力以及潜在风险。推动中美关系早日重回健康稳定发展的正确轨道,已经成为国际社会越来越强烈的共同心愿,这也是当前国际形势和中美关系现实赋予两国的历史责任。
正如习近平主席与拜登总统会晤时所指出,当前中美关系面临的局面不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根本利益,也不符合国际社会期待。中美双方需要本着对历史、对世界、对人民负责的态度,探讨新时期两国正确相处之道,找到两国关系发展的正确方向,推动中美关系重回健康稳定发展轨道,造福两国,惠及世界。
中新社记者:此次中美元首会晤为何选在G20期间?在全球治理进入“亚洲时刻”的当下,在印尼举行的元首会晤是否释放某种地缘政治信号?
王帆:领导人在多边会议中举行双边会晤,是元首外交中的一种形式。2018年和2019年习近平主席连续在G20布宜诺斯艾利斯峰会和大阪峰会上与时任美国总统特朗普会晤,新冠疫情发生后两国元首转为线上沟通。
G20峰会恢复线下举办和G20的性质,为中美元首会晤创造了外部条件。中美两国避免加剧紧张关系的意愿、共同面对的跨国挑战和走出全球经济困境的需要,是此次元首会晤的主要推动力。作为以经济合作为主题的论坛,G20峰会不同于“剑拔弩张”的安全问题会议,拥有一个相对轻松的会议氛围,有助于与会领导人通过面对面外交,更坦诚、建设性地就共同关心的发展问题沟通交流。
近期,多场重要国际会议相继在东南亚国家召开。除了印尼巴厘岛的G20峰会,还有稍早前的柬埔寨金边东盟峰会和东亚峰会,以及G20之后的泰国曼谷APEC领导人非正式会议,这说明东南亚在世界政治格局中的重要性进一步凸显。
上述三大活动都在东盟成员国举行,这是时间与地点安排上的巧合,但东盟东道主发挥的协调与沟通能力也不应被低估。即使在充满未知的环境中,东盟也会致力于让东南亚成为大国合作而非角力的场域。
在全球来看,东南亚的经济复苏稳中向好,未来很有可能出现诸如东盟和其他区域新的地区间合作框架。在地区架构层面,东盟中心地位不断形成机制化安排,为其发挥“超级联系人”角色作用提供了可能。
从地缘政治的角度来看,一系列的会议表明亚洲是和平合作的区域,是开放包容的区域,也是世界经济稳定的助推器,希望亚洲不被战乱所扰,不被危机所困,给世界和平与发展留下最大的希望。
当地时间11月14日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印度尼西亚巴厘岛同美国总统拜登举行会晤。来源:新华社应对全球性挑战需要中美合作
中新社记者:此次中美元首会晤是中美各自完成今年国内重大议程后,两国最高领导人的首次互动,这是此前不多见的时间背景。在此背景下举行的元首会晤将对中美关系走向有何影响?
王帆:中共二十大胜利闭幕,美国中期选举投票结束,两国各自完成今年国内重大议程后,中美需要一个相互协调、战略沟通的机会,客观上也为两国关系的稳定创造了窗口期。
中共二十大上产生了党的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二十大报告从战略全局上对中国共产党和国家未来发展作出规划和部署。会晤中,习近平介绍中共二十大主要成果和重大意义时强调,中国党和政府的内外政策公开透明,战略意图光明磊落,保持高度连续性和稳定性。
近期,中美之间尤其是高层互动传递出两个信息:一是,中美关系的紧张状态可能会出现一定程度上“松动”,存在止跌企稳的共同预期;二是,中方重视中美关系,希望和美国一道,推动建设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双边关系,这也显示出中方在处理中美关系上的基本立场未变。
在中美关系遭遇前所未有的严重挑战之际,两国都需要一次会晤来制止双边关系“自由落体”式的下滑。本次会晤是一个起点,可以为一些关键的双边交流开辟更多的空间。但中美关系能否重回正轨,仍取决于美方能否尽快回归理性务实的对华政策。
中新社记者:中美合作可以办成很多有利于两国和世界的大事,这仍是外界对于中美关系的基本判断和期待。抗击疫情、应对气候变化、保障粮食安全等方面,都需要中美展现领导力、合作力。您对此是怎么看的?
王帆:随着全球化和相互依赖的加深,许多非传统安全领域需要中美两国的合作才能解决。但美国国内一些反华政治势力,将对中国的竞争和遏制扩散到了许多可以合作共赢的领域。
实际上,中美在经贸、能源、科技、教育、人文等诸多领域,都存在广泛合作空间,在抗击疫情、复苏经济、应对气变、反恐、防扩散、解决地区热点等全球性议题上都承担着重大责任。双方曾携手打击恐怖主义、应对金融危机、阻击埃博拉病毒、引领达成气候变化《巴黎协定》,合作办成了一件件造福世界的大事好事。合则两利,斗则俱伤,这是中美打交道一条颠扑不破的真理。合作始终是中美两国的最好选择。
特别是作为世界最大的两个经济体,中美两国在全球气候变化治理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并在全球能源低碳转型和绿色低碳发展中发挥引领作用。中美两国曾在气候治理领域展开一系列合作,引领了全球气候治理的变革,塑造了气候治理新格局。未来中美依然可以在气候治理领域携手合作,应对危机。
中美关系偏离轨道将严重危及世界稳定
中新社记者:从国际政治上看,美国试图通过“塑造周边战略环境”围堵中国,胁迫各国选边站队、编织各种排除中国的“小圈子”,这一做法将对中美关系造成何种影响?
王帆:美方把中国定义为“最主要对手”和“最严峻长期挑战”,在战略围堵中国方面花样翻新,试图破坏中国的周边和国际安全环境。
近年来,美国提出遏制中国为目标的“印太战略”,重振了美日印澳“四边安全对话机制”(QUAD),延续并强化了“印太战略”的实施,对印太地区的联盟结构进行了再塑,主要表现为巩固和强化四边机制、建立美英澳三边安全伙伴关系(AUKUS)、修复美国在欧洲和亚太地区传统盟友关系,在联盟结构上呈现出“网格化”的形态特征,以此积极为“北约化”进行结构扩边准备。
所有这一切都对中美关系构成了实质性的破坏和影响。无论是挑动“全面对抗”,还是鼓吹“战略竞争”,都偏离了中美关系的正确轨道。这种偏离是危险的,代价也将是高昂的。美方将科技和经贸问题政治化、工具化、意识形态化,对别国搞技术封锁,技术“脱钩”,其用心人尽皆知。中美经贸和科技合作有利于双方共同利益和人类共同进步,搞限制“脱钩”只会损人害己。
中新社记者:澳大利亚前总理陆克文将当前的中美关系比喻为“置身裸露电缆的潮湿车间”,美国著名国际政治学者约瑟夫·奈则形容中美关系可能步入“新冷战”的“梦游综合症”。您认为中美是处于“新冷战”吗?中美元首会晤对于避免中美关系走向冲突对抗有何作用?
王帆:中美尚未处于“新冷战”,美国官方虽然也表示不希望与中国进行“新冷战”,但在行为和政策上,中美陷入“新冷战”的风险大增,因此如何避免“新冷战”是中美两国的必答题。
在动荡变革形势下,中美元首的会晤将有助于提升中美关系的稳定性和确定性,有助于两国找到新时代正确相处之道,妥善管控分歧,推进互利合作,避免误解误判而导致两国关系失控走向全面冲突对抗,有助于推动中美关系重返健康稳定发展的正确轨道。
约瑟夫·奈于2021年10月发表的文章,以“梦游者”隐喻中美战略竞争格局下的国家行动,要避免自我感觉良好以为握有一手好牌,但实际上是“集体梦游”最终走向战争悲剧的风险,其原文指出的是要避免中美关系走向冲突。
事实上,约瑟夫·奈也并不认同中美之间发生“新冷战”的说法。他认为这是对历史的误读,这种糟糕的说法不利于中美关系的历史、政治和未来。审视当前国际形势与中美关系,确实有集体梦游征兆。各国基于各自利益而选择对抗、竞争或者合作,但各方手段与最终目标间的逻辑似乎并不一致。约瑟夫·奈的文章提醒了我们,当行动与目标间出现矛盾,便要意识到这些逻辑互斥的行动很可能就是日后意外的导火索。
中新社记者:中国民间舆论总是觉得,美方在对华关系的处理上“说一套做一套”,且“说的永远比做的好听”。在中方看来,美方团队一度并没有把领导人稳定双边关系的政治意愿转化为合乎逻辑的政策。在您看来,未来中美互动是否能缓解外界这种观感?
王帆:中美元首“坐下来谈”本身就传递出积极信号,有助于缓解当前局势的紧张氛围。美方在会前通过各个渠道放风,继“装护栏”说后,这次又提出要为中美关系“划清红线”等,美方首先应该做好自己,约束好自己的不当行为和挑衅行为。美国不能强加于人,也不能只限制别国,而放任自己。
习近平主席强调,遵守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这是双方管控矛盾分歧、防止对抗冲突的关键,也是中美关系最重要的防护和安全网。他指出,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第一条不可逾越的红线。
美方的“护栏设限”不能成为阻碍中国正当捍卫自身核心利益的手段。只有美方不越红线,中美关系才能行稳致远。中方对于搞好中美关系的愿望是真诚的,维护自己核心利益的态度更是坚决的,这一点从来都没有改变过。(完)
专家简介:
王帆,外交学院院长、二级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市教学名师(2009)、一流学科卓越特聘教授、外交学院博士后工作站负责人、指导教授。中国国际关系学会(国家一级学会)副会长、中华美国学会(国家一级学会)副会长、国务院特殊津贴获得者。毕业于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和外交学院,分获文学学士、法学硕士、法学博士学位。主要研究方向:中国外交、中美关系、国际安全与大国安全战略等。主持国家社科、教育部重大课题及北京市课题多项。
高校清理校级科研机构——去除冗余之后,科研组织管理怎样优化******
光明日报记者 杨飒
高校是我国战略科技力量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我国基础研究的主力军和主阵地。过去十年间,高校科技力量为我国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作出了巨大贡献。其中,校级科研机构成为高校加强科学研究工作的重要力量。
然而,近期不少高校却纷纷发布清理校级科研机构的通知,引发社会关注。清理校级科研机构释放出何种信号?学校应如何更好地管理校级科研机构?记者采访了相关专家。
2022年6月17日,在重庆大学的实验室,学生进行新型硅肥研究实验。新华社发
淘汰“僵尸”机构,减轻学校管理负担
近期,湖北大学发布《关于清理校级文科研究机构工作的通知》,称“为规范我校校级文科研究机构的管理,进一步提高文科研究机构科研水平……学校决定启动校级文科研究机构清理工作。”
稍早前,华南农业大学也在《关于开展校级科研机构优化调整和申报工作的通知》中表示,对学校“校级非实体科研机构进行整合优化调整和清理(含自然科学类、人文社会科学类)”。值得关注的是,在撤销一批不符合要求的非实体科研机构的同时,该校还明确,要新建一批聚焦前沿科学的非实体科研机构。
对此,中国人民大学首都发展与战略研究院副院长郭英剑表示,清理校级科研机构的原因,应该从其成立目的、运作情况等方面分析。一般来说,成立科研机构大都是为了促进学术发展,推进科研成果产出,支持科研成果的技术转化等。成立初衷往往是积极的。“但据我了解,一些校级科研机构在成立的时候,并没有获得学校的实质性支持,严格说来属于‘三无机构’:无经费、无人员、无办公场所,即学校不提供额外的经费支持,需要个人去申请纵向或横向科研经费;除了带头人外,没有编制,所以无固定人员,全都是兼职;因为无行政规划,也难以配套专门的办公室或实验室等。此类现象,在文科类科研机构中比较普遍。当然,也有一些科研机构,可能从学校某个部门或者机构负责人所在学院获得少量的经费支持,但大都不长久,很难维持一个科研机构的正常运转。”
郭英剑补充道,从相关报道中可以看到,一些高校所清理的科研机构,大都处于停运、负责人退休状态等等。因此,应该属于正常的清理范围。
同济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副所长张端鸿也认为,清理校级科研机构主要是把名存实亡的“僵尸”机构淘汰掉,减轻学校的管理负担。“校级科研机构从建立到发展,有的影响力越来越大,有的逐渐被淘汰走向消亡,都是可能发生的情况。”
张端鸿认为,校级科研机构的优胜劣汰是高校优化科研组织管理的必然过程。一些校级科研机构曾经发挥过积极的作用,但逐渐被淘汰了;也有一些校级科研机构建立以来只是一个空转的平台,客观上需要清理。建立常态化的校级科研组织动态管理机制是非常必要的,这意味着高校更加重视内涵发展、高质量发展。
2021年6月11日,中国农大河北省鸡泽县综合试验站小麦试验田中,师生们在田间采集数据。金书怀摄/光明图片
校级科研机构获批不易,但管理考核标准不完善
清华大学科研院丁帆等学者曾梳理了清华大学校级科研机构的基本形式,主要包括学校自主批建科研机构和联合科研机构(学校以协议形式与校外独立法人单位联合建立的科研机构)。其中,自主批建科研机构分为部委委托学校建立、根据学校战略发展部署建立、学校顶层规划布局建立、学校为筹备政府批建科研机构建立四类。联合科研机构则包括与国内企事业单位或国(境)外企业合作建立,与国(境)外大学、研究机构或组织合作建立两类。
丁帆等学者认为,校级科研机构的出现为高校构建了科学研究和成果转化平台,开辟了多学科融合发展的新途径,也为高校提高科研能力及实现协同创新提供了良好的发展道路。
那么,高校校级科研机构的建立和清理是否有相关规章制度可参考?
张端鸿指出,除了省部级平台、国家级平台有相应层面的管理机制外,一般性的校级科研机构均归属学校内部科研管理,其成立和清理主要依据学校科研机构管理办法。按照通例,高校层面会出台校级科研机构管理条例或者办法,由学校科研部门、机构或组织人事管理部门负责审核,重要的校级科研机构需要通过校长办公会议审议。
郭英剑介绍,对于少数获得学校经费支持的科研机构,高校一般都有考核指标;但是,对于那些“三无机构”,高校通常并没有具体考核指标,所以,机构负责人的成果,一般都被认为是科研机构的成果,以此作为机构能否继续存在下去的重要依据。当然,具体的管理,各校有不同的方式,但大都归科研处管理。
记者查阅资料发现,不少高校均出台了科研机构管理办法,不仅有设立要求,更有管理与考评指标。
例如《上海师范大学科学研究机构管理办法(修订)》中提出的申报标准之一是“申报科学研究机构必须以学校相关学科为支撑,有明确的研究目标、研究任务、研究方向,以及相对稳定的建设规划。”而在“管理与考评”中明确规定,“校级科学研究机构建设周期为四年。自批复日期起,四年建设周期结束,通过相关绩效考核可进入下一轮建设周期。绩效考核的对象为原科学研究机构的全体成员。对连续两次考核不合格的科学研究机构,由主管部门报请主管校长批准后撤销”。
张端鸿表示,校级科研机构是依托院系等教学科研组织建立的具有相对独立性的科研平台,也有少部分是完全独立于院系的。跟院系内设的科研机构相比,校级科研机构或者其负责人一般已经具备了一定的科研水平和影响力,才能在学校层面获得审批。校级科研机构以学校层级的名义面向社会各界拓展科研合作。而涌现一批活跃的校级科研机构,有助于高校科研整体活力和实力的提升。“校级科研机构管理比较灵活,有助于形成较强的科研资源吸纳能力。很多校级科研机构具有成长性,有些省部级平台、国家级平台也是从校级科研机构成长起来的。”
郭英剑认为,校级科研机构要想运转良好,就必须认真对待。“现在的情况是,申请成立获批不易,但成立之后,管理相对放松,很大程度上处于自生自灭的状态。”
2021年6月26日,在江苏泗洪经济开发区新科技实验室内,党员工程师带领科研团队开展研发工作。耿怀军摄/光明图片
清理机构的同时,更应多扶持有潜力的科研机构
丁帆等学者曾在《设立校级科研机构的必要性探讨》一文中指出,校级科研机构的建立有助于发展新兴学科、前沿学科、交叉学科,对高校学科建设及声誉提升起到重要作用。
文章表示,成立校级科研机构可聚集多方资源,突破传统学科束缚,通过集中科研力量,避免人力、物力和科研资源的隐性浪费,控制科研成本,降低科研工作重复率,提高科研成果产出率,拓展科研思路及方法,发展优势学科、开拓新兴学科,扩大高校的科研与学术影响力。
那么,校级科研机构建立后,如何才能保证其长效运转?
郭英剑认为,首先需要学校投入,并认真加以管理。“既然批准机构成立,就应该有一定的经费投入,为机构运转提供必要的支持。相比于为科研机构提供充足编制、供给办公场所,给予一定科研经费支持虽然也有难度,但存在较大可能性。当然,如果成立该科研机构的目的,是为了以此为学校争取额外的科研经费,那另当别论。有了经费,即使没有固定人员,也可以临时聘请工作人员,或者按照科研项目要求聘请人员,会议室、实验场所等空间也都可以自行租用,机构也就可以迈开正常运转的第一步了。”
张端鸿指出,校级科研机构有效运行的关键是人,机构成立后,核心成员是不是继续在这个平台上投入足够的时间和精力非常关键。高校应当对校级科研机构建立动态监测和管理机制,着力培育一批充满活力、具有影响力的校级科研机构。“我认为,清理校级科研机构不应只把关注点放在‘淘汰后进’上,更要发现并扶持有潜力的科研机构乃至院系内设科研机构,同时不断优化管理。”
郭英剑表示,“从我个人的经验来看,今天的文科科研机构比过去具有更大的作用与价值。在新文科建设背景下,可以不局限于学院较为单一的专业设置、学术资源,通过科研机构的形式,将不同学科不同专业的人员组织在一起,从而进行学科中各专业与其他专业的重组,形成文理交叉。这样,一方面可以促使教师开展跨学科研究,另一方面,可以为学生提供综合性的跨学科学习,达到扩展知识和创新思维的目的。”
他认为,如果建设得较为成功,校级科研机构完全可以在新文科背景下,发挥重要的纽带作用。“对于文科而言,已经到了科研机构转型的关键时期。利用整顿清理的时机,对其中的‘潜力股’给予一定的科研经费支持,让其在新文科背景下发挥文理交叉与融合的时代作用。这比一味清理、淘汰,意义要大得多。”
《光明日报》( 2023年01月03日 14版)
(文图:赵筱尘 巫邓炎)